組織、強迫、誘騙、拐賣未成年人乞討問題，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群眾的參與對于拓寬線索來源、打擊震懾犯罪、解救未成年人及提供社會救助具有積極意義。

這被理解為公安部對近一個月來從互聯網微博上發起的打拐和解救乞討兒童活動的官方回應與支持。事情的起源是，1月25日，以關注民生聞名的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通過其微博宣布，在新浪及騰訊兩大門戶網站設“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專題微博，“呼吁全國網民拿出手機、照相機和攝像機，凡是見到街頭行乞兒童，拍下來上網公布，協助警方采取行動。”到2月11日早上，新浪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已有超過20萬關注。期間，各地的網友拍照上傳的乞討兒童照片超過2500幅，并且亦有幾例被拐賣兒童通過此種方式獲得線索，在警方幫助下解救成功。包括演藝明星、投資人和商界人士在內的公眾人物通過轉發微博、呼吁人大代表提交兩會議案等方式對此活動表示支持。而全國各地的傳統媒體也對這一善舉進行了大規模報道。其中一則報道說，“微博打拐行動啟動以后各地街頭乞討兒童銳減”。

此前我們都從描述Facebook、Myspace等社交網絡的圖書中看到過，互聯網如何通過社交網絡來調動起眾多網友和用戶的積極參與，來完成一件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成的任務或善舉，如今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上正在發生著同樣的事情。互聯網用戶們通過自己的隨手拍照、通過在微博上的關注和轉發，正在用“無緣無故的愛”來促進中國社會的自我完善。

在天使投資人薛蠻子的微博上，我們能看到幾乎所有關于微博打拐的進展。在財經記者圈內，他因為投資過UT斯達康而知名。他轉發圖片、呼吁兩會代表提交議案、為各地公安部門隨微博而起的行動鼓掌，一批互聯網公司的創業家們又通過他為解救乞討兒童想出各種極客們才有的辦法，當然，他也時不時地會呼喊一聲“的微博”。

自然，對于微博打拐在微博上也非全部叫好之聲。對微博打拐的質疑從一開始在微博這個平臺上存在。一些媒體記者和意見們會質疑隨手拍照是否侵犯了乞討者個人的隱私——可以理解，沒人喜歡自己在街頭被人隨手拍照然后上傳到互聯網；網友們通過互聯網對乞討行為的干預，是否侵犯了乞討者行乞的權利；以及在微博傳播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比如大量轉發錯誤信息，將普通兒童的照片誤當作被拐兒童大量傳播；以及，更為陰謀論的質疑，認為此次大規模的通過微博發起打拐運動和隨后官方行動的隨之而來，是有心之人背后操縱。或許會有人對質疑之聲感到憤怒，因為明顯的一樁對社會有利的事情，竟然還會存在如此多的不同意見。而其實這正是社交網絡這個公共平臺的可貴之處，它絕不會形成一邊倒的局面，而是不斷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允許討論、允許反思。如果真正出現一邊倒的叫好，反而更值得反思。

長久以來，關于“社會資本”的長期下滑問題一直是全球社會學家們關注的問題。所謂社會資本，可以理解為人們身處在一個有組織的關系群體中，帶給個人和整個群體的福利。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的解釋是，“社會資本的實質是一種互惠關系——那些為他人提供幫助的人得到他人的回報”。它是歸屬感，也是感，個人明白自己身處一個會隨時幫助自己的社會群體。羅伯特·帕特南在2000年曾出版討論美國社會資本下滑的著作 《獨自打保齡》，討論社會資本下滑對美國社會的影響。而那些技術樂觀主義者則相信，互聯網，尤其是社交網絡的興盛，其實是提供了另一種重建社會資本的可能。包括克萊·舍基、杰夫·賈維斯等在內的互聯網觀察者們持此種樂觀見解。他們會引用通過社交網絡來完成的互助舉動和組織行為來佐證自己。

至于中國社會，由于特殊的政治語境、巨大的人口流動和快速的社會狀況變遷，現實中的社會資本的下滑情況較之西方社會應該更為嚴重。因此，寄希望于通過社交網絡來在某種程度上重建社會資本，重新賦予人們程度不等的對社會的歸屬感與感，我們需要更多的樂觀主義在其中。

通過微博發起的解救被拐兒童行動，可以說是此種重建的一種努力樣本。顯然，我們需要給予社交網絡和大眾更多的耐心，然后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類似舉動，來重建社會，或者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完善。